你想想，你们所里还有国防项目的研发，你却跟海外――港城也算境外嘛。

联系这么密切，传出去影响不好。

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林雅点点头，懒得废话，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字，合上本子。

老赵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跟旁边的人聊起了别的话题。

这件事在他的议程里大概只占了三秒钟的注意力，说完就翻篇了。

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三秒钟的话，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会让他反复想起来，想忘都忘不掉。

林雅回去之后，果然把通话频率降了下来。

从每周一次变成了两周一次，又从两周一次变成了三周一次。

她跟顾茹说的时候，语气很平淡，只说最近实验忙，没顾上打电话。

顾茹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，没有追问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忙点好，忙点充实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顾茹和旁边的陈先生说：“多半是有人说小雅和海外联系太密切了。”

陈先生回了一个字：“嗯。”

此后将近两个月，林雅和顾茹的通话稀疏得像是隔了一层纱。

同时，整个社会的风声也紧了起来。

街道上的标语换了一批，墙上的大字报贴了一层又一层，红纸黑字，墨汁多得往下淌，像一道道干涸的血迹。

然后是每天下午的政治学习，从一小时变成了两小时，又从两小时变成了半天。

学习的内容越来越抽象，调门越来越高，谁都不敢说错一句话，谁都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老赵从某个渠道得知林雅“很听话”地减少了境外联系，颇为满意，在一次市里的工作会议上还专门点了一句――

“我们有些年轻科研人员，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嘛。比如那个谁，林雅，就很懂分寸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满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――帮年轻人把路铺平，别让她在不该摔倒的地方摔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