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铮得知冯厂长想亲自去高原，立刻跟集团军里要人，给他挑选了四个身体素质好的战士。

时间转眼就到了1964年，春节刚过，二月中旬，一支特殊的调研小组从云州出发了。

除了冯厂长和四个战士之外，还有纺织厂的三名技术骨干、一名军区医院的医生，以及一名老裁缝――冯厂长觉得，有些细节，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才能把握。

火车换汽车，汽车换军车，一路向西，海拔不断攀升。

到达第一个边防连驻地时，冯厂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：头痛、胸闷、嘴唇发紫。

“冯厂长，您先在连部休息，我们出去调研。”同行的医生劝道。

冯厂长摇摇头，吞下几粒药：“来都来了，不能白来。”

他穿上现有装备，跟着战士们体验日常巡逻。

海拔四千二百米，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60%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

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，但稍微走快些，又会因为缺氧而喘不过气。

“最难受的是晚上。”一个脸上带着高原红的战士说，“夜里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，但睡觉时不敢把被子捂得太严实，怕缺氧。早上醒来，帐篷里都能结冰。”

冯厂长认真记录着，手冻得几乎握不住笔。

他注意到战士们的脸都被紫外线灼伤，嘴唇干裂出血；注意到他们的手指因为长期戴着手套又时常接触冰雪，指关节处有明显的冻疮痕迹。

第二天，他坚持要去海拔更高的哨所。

那是建在山脊上的观察点，需要徒步攀登一段陡峭的山路。

“冯厂长，上面海拔四千八百米，路不好走，太危险了。”连长劝阻。

“战士们天天走，我也能走。”冯厂长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