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弟弟曹爱国去年死在山上，他一个人把遇难那几家挨个收拾了一遍，打得人家屁都不敢放一个。

派出所来了，人家往地上一躺，说自己死了弟弟心里难受，控制不住――最后也就是个调解。”

贺霆点点头，心里飞快地盘算着。

冯光荣来找曹国强，还把去年山洪的事翻出来说――这里头的水，深得很。

“大爷，”他又递了根烟过去，“曹国强平时都跟哪些人走得近？”

大爷接过烟，警惕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嗨，不是打听。”贺霆笑着解释，“我们厂最近想招几个临时工，要能吃苦能干的。听说曹国强手底下有一帮人，要是能招来，省得我们到处跑。”

这个理由找得不算高明，但大爷显然没往别处想。

“那倒是。”大爷点点头，“城东那一片，好些个待业青年都跟着他混。

还有师专的学生，也经常来找他。

说是搞什么革命学习小组，我看就是一群闲得没事干的。”

贺霆心里有数了。

他又跟大爷闲扯了几句，把烟往大爷手里一塞，骑着自行车走了。

但他没走远。

他把车停在棉纺厂对面的供销社门口，蹲在台阶上，嘴里嚼着大白兔奶糖，眼睛盯着家属院那间还亮着灯的平房。

过了约莫半小时，几个人从那间平房里出来了。

为首的是个中等个头、肩膀很宽的男人，走路带着一股子蛮劲儿――这应该就是曹国强。

他身后跟着三四个人，其中就有那个瘦高个儿。

几个人在门口说了几句话，然后散了。

曹国强转身回了屋。

贺霆把奶糖纸团起来扔垃圾桶里，骑上车，跟上了那个瘦高个儿。